“　　我和武寿铭老师家同住在一个楼 （太原工学院教工四号楼）里，我是四门（四单元），他是五门（五单元）。平日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武老师不 爱多讲话。相遇时，总是一笑而矣。这次是专门约好去拜访的。武老师和老伴两人住了一套房屋，显得清静宽敞。因为我们都是从“铭贤” 过来的，都有同样的心情，所以谈话都是开门见山的。　　老俩口早有去美国探亲（大儿子一家）之意，机票都由儿子托人捎回来过。但因国内的探亲手续，省里一直批不下来，而未能成行。　　武老师极有兴趣地听完“欧柏林”的情况。但对于我所说的下一步设想，有些为难。我表示，只要武老师同意，我会把我们的想法向院领导彙报，一切都通过领导。他表示可以先听听领导的意见。次日，我找了学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刘梅同志。向他做了全面彙报。几天后，得到省里的同意（据知，是请示了分管教育的王中青副省长）。在学院人事部门的帮助下，武老师的私人探亲手续，很快得到批准。后来的事，就全是听来的了。　　武老师探亲返回后，反应“欧柏林”有意派人来山西攷察“铭贤”的事。山西省立即发出邀请。“欧柏林”来山西后，攷察了山西农大（原“铭贤”的校址）和太原工学院（原“铭贤”部分教师的工作单位）。此后，“欧柏林”方面邀请省文教系统的官方代表赴美，商谈“基金“的使用问题。　　近日来，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这段历史的误传。说什么，改革开放后，先由美国派一个年青人到山西暗访“铭贤”近况，遇到一个扫厕所的老头儿，算找到了“铭贤”的原领导人，﹒﹒﹒。　　留美的武老先生在“文革”期间，扫过厕所是可能的。就连我留苏的“反修战士”也扫过厕所。这都是过来的人，人所共知的。但要在改革开放之后还有此事，是决不可能的。　　改革开放后，中、美重交友好。“欧柏林”和山西的文教系统是如何重新联系起来，这段历史极为重要。武寿铭老师对此的功绩是铁的事实。此后，太原工学院的人事部门，为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，把武老师在内蒙工作的另一家子女也调到太原。老俩口在美久住期间，始终给他们保留着一套住房。领导对他的关怀是应该的。”